在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大国博弈的战场早已不限于物理空间。一种被称为“预见”（Foresight）的能力——即在复杂局势中比对手更快、更准地做出正确判断并选择行动路线——正成为军事竞争的新高地。美国《军事评论》2026年3~4月刊发表的一篇深度研究文章，系统披露了克里姆林宫如何通过其独特的军事决策流程（MDMP）追求这种“先进预见”。文章揭示，俄罗斯正以国家国防指挥中心（NTsUO）为核心，整合五种认知机制，试图在人工智能驱动的认知竞赛中占据优势。这一体系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深植于俄罗斯三百余年的军事行政传统之中。

  图1 2014年12月中旬，俄罗斯总统普京（左二）向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介绍国家国防指挥中心（NTsUO）的能力。NTsUO一直使用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直到2019年才改用Astra Linux操作系统。

  俄罗斯人对军事数据管理的执念，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时期。1700年至1721年的大北方战争期间，彼得一世仿照15世纪意大利金融商行的会计实践，并借鉴荷兰数学家西蒙•范•斯特文以及17世纪瑞典王室的政府管理经验，对俄国行政体系进行了彻底改革。1714年，俄军甚至从斯德哥尔摩“获取”了标准化的行政摘要、报告模板，以及用于归档和检索的参考目录系统——其中就包括被称为“战斗行动日志”的核心文档体系。

  此后数百年间，俄军陆续将计划、作战指令、命令、指示、战斗描述等各类作战文件纳入这一行政体系。令人惊讶的是，彼得大帝建立的许多行政框架至今仍在运转。今天的国家国防指挥中心淘汰了抄写员和打字员，代之以电子文件管理系统（ESED），但管理的仍是那些存在已久的文档类型和标准化数据字段。

  在数据存储方面，俄军建立了名为“统一原始数据系统”（ESID）的数据库群，汇集来自总参谋部学院、经济发展部以及俄军总情报局（GRU）的威胁评估、宏观经济和军事技术趋势信息。更具开放性的是“历史文献电子图书馆”（EBID），该库收录了1917年至1989年间数十万份苏联军事作战与安保政策文件，且全部以机器可读格式呈现。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利用日俄战争、一战、哈桑湖与哈拉哈河战斗、苏芬战争以及卫国战争等历史大数据，构建AI增强的敌方行动方案（ECOA）模型，在技术上完全可行。若再叠加上2008年俄格战争、叙利亚行动以及当前俄乌战争的数据，将为分析“俄罗斯战争方式”的延续与变迁提供独特视角。

  2014年12月1日，俄军总参谋部正式启用国家国防指挥中心，标志着克里姆林宫追求“先进预见”进入成熟期。该中心的核心使命是整合支撑预见的五大认知机制，构建一个具有涌现性、自组织和自适应特征的复杂系统。

  第一，情景与语义记忆。这是整个体系的认知底座，负责记录、存储和快速调取个人经验类数据与公认事实。在数字化时代，俄军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数字版的“战斗行动日志”或作战指令，是否仍扮演着与1750年、1925年相同的认知角色？其决策模型是否足够灵活？尽管外界对“统一原始数据系统”的当前运作时的状态知之甚少，但能确定的是，俄军正试图将历史数据与实时作战数据打通，为AI辅助决策提供弹药。

  第三，威胁评估。俄军的威胁评估体系对应美军的“作战环境全面准备”（CPOE），其核心是“军事政治态势”（VPO）。虽然当代克里姆林宫级别的“军事政治态势”内容高度保密，但历史案例显示，这类报告通常描述军事局势变化及其趋势，随后分析敌方战斗序列、兵力集结、士气、潜在战区地理特征、军事经济潜力、民意和联盟状况，并辅以地图和图表。

  “军事政治态势”的评估包含约150项预警指标，涵盖对手战略力量激活、动员态势变化、边境撤军等。2022年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证实，俄军各情报机构持续更新对外国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潜力的评估，俄军总情报局下属的“外国军事潜力研究中心”（第6中央科研中心）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在可视化工具方面，“工作地图”是俄总统及其顾问评估“军事政治态势”、形成意图、表达决策的最重要工具，其标准由俄总参谋部确立：及时、准确、清晰、简明。若地图呈现的是最终决策或授权计划，底部会有主要决策者的职务描述和签名，右上角则有密级标识——这一要求最早可追溯至彼得大帝时期，以强化问责和反腐。此外，俄国家国防指挥中心的参谋还负责生成叠加在工作地图上的“决策矩阵”，包含兵力对比、伤亡率、弹药消耗率等约40项可通过军事历史分析、兵棋推演、结构化分析技术和专家评估进行数学计算的标准。

  第四，场景模拟与假设检验。这一层级涉及俄罗斯安全会议和国家国防指挥中心的高级小组讨论、俄国家国防指挥中心与各级指挥部的分析性兵棋推演，以及军区春秋两季的指挥参谋演习。彼得大帝在大北方战争期间频繁召开军事会议听取将军们意见，其继任者延续了这一传统。1917年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以“民主集中制”取代了协商体系，但1920~1930年代的一系列调整使“集中”和军事纪律压倒了“民主”，导致克里姆林宫层面的群体思维和下级对命令的教条执行。苏芬战争的惨败和1941年德国入侵迫使斯大林在二战期间重新引入有限的辩论和反馈机制。

  冷战时期，苏军开始尝试专家委员会、分析性指挥参谋兵棋和军民兵棋等更民主的集体讨论形式。1950年代末，党的领导层认可控制论；1960年代中期认可系统分析；1973年认可人工智能——但其焦点是模拟“集体意识”，而非培养个体指挥官的批判性思维。到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克里姆林宫开始优先将集体决策和AI在国家、地区和地方各级“态势中心”中合成，以建模、监控和控制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

  然而，确认偏差始终是集体决策中的严重问题。1992年，时任俄总参谋部学院院长、后任俄国防部长的伊戈尔•罗季奥诺夫上将声称，总参谋部使用了20多种结构化分析技术支撑战略决策和军事科研工作，但尤为缺失的是“竞争性假设分析”（ACH）——这是缓解确认偏差最有效的方法。人工智能作为确认偏差的 强化因素，要求俄总参谋部必须着力丰富数据收集和存储、采用竞争性假设分析等技术，并加强人工智能治理程序。

  俄军的兵棋推演传统始于1830年代，1860年代成为尼古拉总参学院的正式训练技术。当代俄罗斯军事期刊中，战斗模拟是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研究者可通过“兵棋、指挥参谋演习、战斗模拟、作战训练计算机化形式、德尔菲法、智能系统决策支持、Spektr-M软件、Astra-Linux操作系统”等关键词，在俄罗斯互联网上获取丰富的历史解密资料。

  第五，执行控制。这是“预见阶梯”的最后一级，表现为俄总统批准和发布作战指令、战略时间计算和作战协同计划等具有行政法律效力的文件。作战指令通常为8至10段，首先用两三句话概括“军事政治态势”，随后阐述战略任务、参战俄军编成及作战任务、左右责任边界，以及其他军种和部委提供的支援。该指令由俄总统和总参谋长签署，附注记地图和多页说明。

  战略时间计算通常置于指令末尾，明确行动开始的具体日期时间，或在收到特定战斗信号后开始。它还扮演着作战协同计划的同步角色——后者是一种项目管理电子表格，用于根据定量和定性绩效标准监控和控制克里姆林宫下达任务的执行，类似于美军规划中的效能指标和绩效指标。克里姆林宫利用这一工具追究政府部长及其下属因错误规划假设、管理无能或腐败而导致的“战略风险”。这种国家级的项目管理需要来自各部委数据库的实时作战数据、超级计算机和复杂软件，以及受过高度训练的参谋军官——这正是国家国防指挥中心被赋予的能力。尽管目前尚无俄媒报道证实总参谋部正在探索人工智能增强的作战协同计划，但红队分析人员完全可以利用“计划评审技术”（PERT）软件等工具，推演特定代理人在特定时间地点需完成哪些任务才能实现克里姆林宫的战略目标。

  俄国家国防指挥中心通过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发布指令和其他作战文件，这些文件可自动填充，并在严格的规范化流程下根据事实数据库的信息创建和修订，据称可在多个梯队间共享态势和决策数据。然而，其在实战条件下的表现仍有待观察。

  在五大机制之外，还有两个在俄罗斯军事思想中极具“粘性”的核心概念：统一指挥（“单人指挥”）和协同（“网络中心行为”）。

  统一指挥的理想形态是一个能够凭借无限数据和算力记住过去、预测未来的个体心智。这一概念源于德国法学家普芬道夫的自然法理论，经彼得大帝引入俄国后，被诠释为绝对君主制的理论基础。在现代俄罗斯行政法中，它仍是基石性概念。2023年6月，普京公开强调“军队中必须有统一指挥”。

  协同的理想形态则是一种集体心智，既能预判领导意图（假设可获取领导数据和算力），又能瞬时满足这些意图（假设可动用无限国家资源）。这一概念可追溯至1920年代，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邀请美国泰勒科学管理运动的工业工程师帮助布尔什维克巩固政治控制、重建经济、提升红军战斗力。俄红军总参学院教官将泰勒的工时动作研究和甘特生产图表融入参谋业务技术，后来演变为著名的“苏军战役法”。这些管理方法在二战中经受了考验，但直到计算机时代和工程背景的政治领导人（如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上台后，才在苏联全境广泛应用。检索俄罗斯信息空间可以发现，泰勒、甘特、科学管理原则“计划评审技术”和系统分析在当代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俄国家国防指挥中心的运作——依然极为流行。

  AI在这两个概念上的应用将是悖论性的：一方面，人工智能辅助决策已被证明可能削弱批判性思维、强化既有偏见；另一方面，它也有助于揭示隐藏模式、打破根深蒂固的“粘性”观念。

  俄国家国防指挥中心并非孤立的节点，而是克里姆林宫“国家数据管理系统”（据报道自2022年投入运行）中日益庞大的军民“态势中心”星座的核心。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有自己的态势室，安全会议、外交部、各强力部委、各军兵种、军区司令部、地区政府等联邦执行机关的态势中心均可接入国家国防指挥中心的“军事政治态势”简报和其他数据。

  不过，这一雄心面临诸多制约。1960~1970年代建设“国家自动化系统”时，技术限制和部委间竞争就使体系整合化为泡影。时至今日，受过良好训练的IT人才数量是否足以运维俄国家国防指挥中心及相关态势中心，仍是重大疑问——彼得大帝当年就曾因俄国本土文化水平低下而不得不大力招募受过教育的外国人。在“统一信息空间”的各要素中，信息安全可能是莫斯科相对于美国和北约的唯一相对优势，这得益于2024年初成立的数字发展部。现任俄国防部长安德烈•别洛乌索夫在担任经济发展部部长期间曾亲自参与该部创建，他很可能在任内优先推进“统一信息空间”和信息安全建设。

  从彼得大帝的“战斗行动日志”到俄国家国防指挥中心的电子文件管理系统，从米柳京的统计学到人工智能增强的决策矩阵，俄罗斯军事决策体系展现了一条清晰的历史连续性。在人工智能革命的背景下，克里姆林宫正试图以集中决策、标准化数据协议和垂直信息流为特征，构建一套独特的“先进预见”能力。对于西方军事规划者而言，理解这一体系的认知机制、历史基因和内在悖论，不仅是研判俄军行动逻辑的关键，更是完善自身人工智能增强的敌方行动方案（ECOA）模型、提升战场预见能力的必要前提。在这场认知军备竞赛中，历史数据与算法算力的结合，正在重新定义“知彼”的内涵。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