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刑法规定的众多罪名里，有些罪名因为犯罪门槛极高，现实中极少有人触犯，甚至有的罪名自设立以来只有个位数的案例。

  这些罪名要么对犯罪条件要求严苛，要么实施过程难度极大，普通人想犯都“没机会”。下面就来聊聊其中三个极具代表性的罪名，看看它们到底难在哪里。

  聚众持械劫狱罪的实施难度，堪称刑法罪名里的“天花板”。这个罪名首先要求有组织、有预谋，还得“聚众”，相当于要在监管严密的监狱里搞“团队创业项目”，目标却是集体跑路，整一个完整的过程极其容易走露风声。

  监狱里都是服刑人员，一旦有人发现异常，为了争取减刑机会，大概率会选择告密，这就从源头上增加了犯罪的暴露风险。

  其次，这个罪还一定要使用暴力手段。监狱的铁门、铁窗、铁锁链加上高墙大院，都是难以突破的物理屏障，就算能突破监舍，还要冲破层层关卡才能逃出监狱。

  更别说一旦越狱成功，全国通缉令会立刻下发，警方会动用大量资源追捕，想逍遥法外几乎不可能。可即便这么难，还是有人铤而走险。

  2014年，哈尔滨延寿县看守所的嫌疑犯高玉伦因涉嫌杀人面临重刑，他不甘心坐以待毙，便纠结了另外两名在押人员。三人暗中观察发现，管教民警段某某在提审犯人时有不锁监舍门的习惯，这成了他们的突破口。

  当年9月1号晚上，高玉伦以要给家里打电话为由要求提审，段某某应允。凌晨4点半，段某某将高玉伦提审至值班室，另外两名同伙趁机把监舍里的摄像头扭转180度，随后潜入值班室。三人趁段某某不备将其杀害，换上民警制服后走出看守所。

  越狱后，高玉伦先到一家小卖部偷了饮料、月饼、饼干、啤酒、香烟和十几瓶小装白酒，但他却在桌子上留下了120块钱。

  几天后，他跑到亲戚家蹭饭，没想到亲家公在场，亲家公表面说“你吃着”，转头就报了警。

  最终，三人在越狱10天后悉数被抓获，亲家公也拿到了悬赏令上的赏金。从我国有刑法以来，聚众持械劫狱罪的可查案例只有三起，2014年这起是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也正因如此，它成了“难犯之罪”的典型。

  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犯罪门槛同样极高，它不仅要求行为人懂技术，还得是理工科出身、有专业团队和一定行业地位，普通人这辈子基本没机会触碰。

  像对法律略懂皮毛的“学渣”，连这个罪的技术门槛都跨不过去，反倒是那些高材生，才有机会接触到相关领域。

  2016年，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就走上了这条“险路”。他私自组建团队，伪造伦理审查文件，违规招募了8对感染艾滋病毒的夫妇。

  随后，团队将这些夫妇的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再成功植入母体，最后导致三名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出生，幸运的是这三名婴儿都没有感染艾滋病毒。这件事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轩然，引发了人们对基因编辑技术伦理边界的广泛讨论。

  2019年，贺建奎因非法进行生殖医疗活动和编辑基因，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当时适用的罪名是非法行医罪。

  但司法机关发现，非法行医罪主要是针对的是从事医疗活动的资质问题，比如农村的赤脚医生虽然没正规资质，但能看一些乡村小病，而基因编辑胚胎的行为性质更为特殊，现有的罪名难以精准界定。

  于是在2021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国家特意为贺建奎这类“科学狂人”量身定制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

  贺建奎当年的犯罪行为完全满足这个罪的构成要件，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实行行为符合该罪的人，这一罪名也因此被贴上了“罕见”的标签。

  重大飞行事故罪在现实中也极为罕见，自设立以来，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屈指可数，机长齐全军是其中唯一被追责的飞行员。

  这个罪名的成立需要满足“航空人员违反规章制度，致使出现重大飞行事故，导致非常严重后果”的条件，而现实中，若发生重大飞行事故，飞行员往往当场遇难，很难有机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2010年8月，机长齐全军执飞哈尔滨到伊春的航班时，出现了违规操作。当时能见度低于最低标准，按照规定应该及时复飞，但他却坚持实施进近，最后导致飞机坠毁。这起事故造成44人死亡、54人受伤，后果极其严重。

  事故发生后，齐全军幸存下来，因涉嫌重大飞行事故罪被提起公诉，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这起案例也成了重大飞行事故罪司法实践中的“孤例”，让人们看到了航空安全规章制度的严肃性。

  以上这三个罪名，要么因实施条件严苛、难度极大，要么因针对特殊领域、专业门槛高，导致现实中极少有人触犯。

  它们不仅体现了我国刑法对不相同的领域犯罪的精准打击，也提醒着大家，无论在哪个领域，都要坚守法律底线，切勿因一时冲动或侥幸心理触碰红线，否则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