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法体系中，“数罪并罚”的核心问题，不仅在于如何认定一人是否构成“数罪”，更在于在已经就各个罪名分别定罪量刑之后，如何将这些刑罚进行“计算”，即通过法律规定的合并方法，决定最终应当执行的刑罚。

  这一“计算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在法定框架内进行的综合裁量过程，它既不是简单的机械相加，也不是任意的主观折中，而是依照刑法总则关于数罪并罚的明确规则做相关操作，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司法裁量，使最终刑罚能够真实反映行为人的整体不法与人身危险性，又不至于出现刑罚过度膨胀的现象。

  一是“分别裁量，各自量刑”，即对每一个独立成立的犯罪，法院都必须单独作出判决并确定相应刑罚；

  二是“折衷合并，限制加重”，即在上述基础上，再按照刑法总则规定的“限制加重主义”规则，将各罪所判的刑罚进行综合，

  第二步才是“确定合并执行刑期”。如果忽略第一步，直接“总揽全局”给出一个笼统的刑期，就违背了数罪并罚“先分后合”的基本思路；

  如果把第二步当作简单的“数学加法”，则又违背了刑法设定上限、避免过度惩罚的基本价值取向。

  具体到不同刑种，数罪并罚的计算方式有着各自的技术规则。对于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等分期刑来说，刑法采取的是“基准刑+加重幅度”的方式来进行计算：人民法院在分别确定各罪刑期后，应当以数罪中最重的刑期为基础，再根据其余各罪的性质、数量、刑期长短，在总和刑以下、最高刑以上，酌情确定一个合并执行的刑期，并同时遵守法律规定的“最高总量”限制。

  例如，行为人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又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两罪数罪并罚时，法院不能直接将五年与三年简单相加，做出八年的执行刑，而应当以五年为基础，根据伤害行为对整体不法程度的“增量”进行加重，最后在五年以上、八年以下作出裁量。

  此处的“以上”与“以下”，构成了一个法定区间，法官在区间内结合案件详细情况选择一个确定的执行刑期，以此来实现“既不低估整体危害，也不过度累加”的平衡。

  与有期徒刑等分期刑不同，无期徒刑和死刑在数罪并罚中的计算方式大多数表现在“择一执行”与“从重吸收”。

  如果行为人所犯数罪中，有一个罪名被判处死刑，另有罪名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一般应以死刑作为最终执行刑，而不再对其他刑罚进行机械加重，因为死刑已经是最严厉的刑罚形态，对人身自由或生命权的剥夺没有再加重的空间。

  如果数罪中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其他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或其他刑罚，则通常在决定执行刑罚时，以无期徒刑为基础，考虑其他犯罪的数量与性质，通过是否适用死刑、是否适用附加刑等方式体现对整体犯罪的谴责，而无需在时间长度上进行“再叠加”。

  这一点体现了分期刑与非分期刑在数罪并罚计算上的根本差异：前者能够最终靠刑期长短反映加重幅度，后者则更多通过刑种的选择与附加刑适用来体现惩罚强度。

  对于附加刑，如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等，数罪并罚时也存在相应的计算与处理规则。罚金刑通常能在各罪单独判处的基础上进行合并：

  一人犯数罪被判处数个罚金时，可以合并执行，即法院在考虑各罪造成的财产性损害、违法来得到的数额以及行为人的经济情况基础上，对罚金总额作出一个综合决定，而非简单地将各罪罚金额度相加；剥夺政治权利作为附加刑时，如果数罪中多个罪名均适用剥夺政治权利，也通常通过确定一个统一的执行期限来体现合并，而不是多次、重复剥夺。没收财产则因其对象是特定财产，而非时间性权益，一般都会采用“合并没收”的思路，即在各罪所涉违法来得到的、犯罪工具等的基础上整体评价，做出一次性的没收财产决定。

  由此可见，数罪并罚不仅是对主刑进行时间上的合并与限制加重，也包括对附加刑进行范围、额度、期限上的统一计算与裁量。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会出现两类与数罪并罚计算紧密关联但又有所差异的情形，即“漏罪并罚”与“新罪并罚”。

  所谓“漏罪并罚”，是指在前案判决宣告之后、刑罚执行完毕之前，发现行为人在前案判决宣告前还实施过其他尚未被追诉的犯罪。

  此时，法院在对漏罪另行审理、定罪量刑后，还必须将前案刑罚与本案刑罚一并合并，重新计算并决定一个新的执行刑期，并对已经执行的刑期予以折抵；

  “新罪并罚”则是指行为人在刑罚执行期间又实施新的犯罪，被追诉并判决时，法院应当在对新罪量刑的同时，将尚未执行完毕的前罪刑罚与新罪刑罚一并考量。

  这两类情形中，数罪并罚的计算方式仍遵循“最重刑为基础、不允许超出总和、不得突破法定上限”的一般规则，但由于前罪已有部分执行，因此法院必须在合并执行刑期的基础上，扣除已执行的部分，以防出现对同一段时间“重复处罚”的不公。

  从技术上讲，这一过程既是合并刑的计算，也是对既有刑罚实际执行状况的“重新结算”。

  需要强调的是，数罪并罚计算并非纯粹的技术操作，而是制度价值与裁量逻辑的综合体现。

  一方面，法律通过设置“合并刑不允许超出各罪所判刑期之和”的限制，防止法院在多罪情形下任意放大惩罚力度；

  另一方面，又通过设置“合并刑应高于数罪中最高刑”的要求，防止将多罪事实“压缩”为单一刑期而弱化对整体不法的谴责。

  法官在具体计算中，既要遵守这两个硬性边界，又要在边界之内考虑以下因素：数罪之间是不是存在行为上的连续性或目的上的关联性，行为人是否因前罪已经受到惩罚而产生警醒却仍继续犯罪，受害人数量与损害后果是否因多罪叠加而显著扩大，行为人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是否如实供述所有罪行、是否主动揭发漏罪或坦白新罪等。

  这些因素的综合考量，最终会体现在加重幅度的大小上，从而使数罪并罚的“计算结果”既有形式的合法性，又有实质上的妥当性。

  在理论层面，数罪并罚计算被普遍理解为“整体评价个人犯罪生涯”的重要机制。单个犯罪的量刑主要是对一段具体行为的评价，而数罪并罚的量刑则是在时间轴上拉长视角，对行为人在一定时期内的全部犯罪行为作“总账结算”。

  如果法律只允许对每一罪分别判刑并相互独立执行，那么在行为人短时间之内连续实施多起犯罪的情形下，就也许会出现刑罚碎片化、执行管理成本过高的困境；如果法律完全以“总罪”思路、只给一个笼统刑期，又容易消解个别犯罪的独立责任。数罪并罚的计算，正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既保留各罪的“独立账目”，又通过合并执行形成“总账”，借由限制加重的技术路径，实现罪责刑的整体匹配。因此，理解其计算规则，不仅是理解一项程序性技术，更是理解现代刑法如何在保障人权与维护秩序之间进行制度设计的窗口。

  第二，以数罪中最重的刑罚为基础，在法律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各罪刑期总和以下”的区间内，综合其他罪行的性质与数量，确定合并执行刑期；

  第三，在漏罪或新罪的情形下，将前案刑罚与后案刑罚一并纳入考量，对已经执行的刑期做好折抵，以防重复处罚。在这一过程中，法律通过形式化的计算规则，为司法裁量提供了清晰的边界；而司法裁量则在边界之内，为每一个具体案件找到既合乎规范又符合情理的“合并刑”，从而使数罪并罚制度真正发挥统筹惩罚、节制权力、实现公正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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